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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机构观点趋于一致：看多中国经济 做多中国资产******
随着A股2023年强势开局，外资唱多热情持续高涨，继高盛之后，摩根士丹利也加入了再次看涨A股和人民币的队伍。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不少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看法更加乐观，认为新年行情值得期待。
开年以来北向资金加速流入也证实了这一点。2023年以来，北向资金净流入额超330亿元，自2022年11月以来的净流入额已接近1300亿元。
上调中国股票市场评级
华尔街大行高盛刚发布策略报告，将明晟中国指数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摩根士丹利紧随其后，也将明晟中国指数的年底目标上调至80点。
1月9日，摩根士丹利分析师Laura Wang等人在最新报告中指出，2023年中国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中国股市将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摩根士丹利维持增配明晟中国指数，并将该指数年底目标位从70点上调至80点。
摩根士丹利研报指出，2023年中国的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同时内外部风险均下降，这或将推动相关估值进一步上涨。
明晟中国指数最新收盘报70.42点，自去年10月底最低点46.92点以来，已经累计反弹50%。摩根士丹利将该指数目标点位上调至80点，认为该指数还有超过10%的上涨空间。
去年12月，摩根士丹利上调中国股票在全球新兴市场中的评级至“超配”，这是该机构对中国股市维持近两年谨慎态度后做出的首度上调。
在进一步上调明晟中国指数目标位时，摩根士丹利指出，其正在对中国股权风险溢价(ERP)重新评估，不少因素证明属于A股的牛市周期已经开启。
对于人民币走势，摩根士丹利同样乐观。它认为，人民币到2023年底将升至1美元兑6.65元人民币，较当前水平上涨1.8%。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王滢表示，摩根士丹利目前对欧美股市、尤其美国市场较为谨慎，中国股市将成为下一阶段全球股市的领跑者，全球新兴市场都将有不错表现。“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评级上调，不仅仅是基于抗疫政策的调整。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有七个主要类别因子，会在不同时间对股市产生较大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捕捉股市的拐点。”她说。
王滢进一步分析，“尽管宏观经济和估值两大因子并不突出，但其余五大因子正同时向好转变，包括全球收紧的流动性在明年会有明显改善；中国政策周期向好；强势美元告一段落，人民币有望重新升值；中美双边关系改善；中国的监管框架已经整体确立。”
看多中国资产再成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预期不断增强，A股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强势表现，外资“真金白银”加码买进中国资产。
Wind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北向资金已净买入335.20亿元，其中1月5日净买入127.53亿元，这也是自2022年12月1日以来，北向资金再度单日净买入超百亿。实际上，自2022年11月以来，北向资金就已呈现出加速流入的势头，期间净买入额达1286.28亿元。
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也强势反弹。2023年首个交易日，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盘中双双升破6.9关口。随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反弹走强，截至1月10日16时30分，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报6.7772，新年以来已反弹逾1800点，累计涨幅达2.61%。
北向资金与人民币汇率共振，反映了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普遍看好。高盛1月9日发布报告称，中国股市在年内有望上涨15%，人民币则料将升至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位。
高盛的策略报告称，将明晟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强调主要理由是整体估值较低，以及房地产、互联网监管和政策刺激等领域的多个支撑点。
此外，高盛预计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将升至6.5，此前的预估值为6.9。
高盛策略团队认为：“在2023年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在经济增长、政策和通胀周期方面看起来处于有利地位。当前的市场背景让我们相信，继续减持或做空中国股票面临的风险明显高于做多中国股票。”
除高盛外，美国银行、汇丰银行、先锋领航等外资机构也看好2023年中国资产表现。
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分析师曾指出2023年的十大交易趋势，其中的一大趋势便是做多中国股票。“中国有很高的超额储蓄，对中国股票仍然是反向做多交易策略。”
汇丰银行预测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为5.0%，并显著调高了202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从4.8%上调至5.8%。
先锋领航在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正致力于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促进疫苗和药品研发、改善医院设施，这些手段有助于稳定经济，预计2023年3月之后，中国的整体经济将看到更为明显的反弹，中国2023年全年GDP的增速有望达到4.5%左右。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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